人类文明数千年的迭代，始终缠绕着一条底层脉络：生产工具的革新催生生产力变革，生产力反过来倒逼制度重构，而制度的优劣，最终决定文明能否完成层级跃迁。农耕文明比拼土地与人口、工业文明比拼产能与市场，而当下的全球变局则把竞争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截面——规则文明跃迁时代。

　　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（IMD）今年6月出版的《2026世界竞争力年鉴》（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Booklet 2026，以下简称《年鉴》）在地缘撕裂、全球信任下行的背景下，清晰传递出一个判断：碎片化世界里，法治与制度的可信度不再是经济的附属品，而是划分文明发展层级，决定资本、人才与创新流向的核心标尺。

　　从文明史的长时段看，每一次跃迁均伴随竞争重心的转移：从物质资源到生产规模，再到如今的“制度规则”。《年鉴》跳出单纯GDP与贸易数据的表层对比，以“法治是碎片化世界的隐性优势”为命题，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。报告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球约68%的经济体法治水平出现下滑，民众对政府和议会信任度分别为39%、37%，而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度达54%。这组对比就像一面镜子，折射出一个道理：纸面法条激增，却未必转化为可预期的治理效能；资本与人才依然用脚投票，流向规则稳定、权力受约束、合同可执行的文明单元。

　　文明竞争的底层“换挡”。回望农耕文明，其本质是对耕地与生存物资的存量博弈。彼时治理依附于人治与礼制，规则随统治者意志摇摆，长期创新无从激活。工业革命开启第二层竞争：资本、产能与海外市场成为关键变量。西方文明依托机器与殖民贸易完成跃升，发展中国家靠成本与规模实现高增长。在这个阶段，制度更多是“辅助性基础设施”，只要有人、有地、有政策优惠，短期红利并不难得。

　　但《年鉴》在2026年得出的论断异常冷峻：成本、规模与技术扩散红利正在消退，可预期、可执行、可问责的法治制度，成为文明长期发展的护城河。这标志着文明跃迁进入新阶段——物质与规模只是载体，规则体系才是底层基座。报告四大评价支柱（经济表现、政府效率、商业效率、基础设施）中，近百项指标直接指向法治、透明度与权力约束，说明竞争力评价本身已完成范式转型：不再只看物质产出，而是透视支撑产出的文明制度根基。

　　规则信任流失与文明层级分化。《年鉴》铺陈的地缘图景，折射出当代文明最深刻的阻滞：全球化红利消退、旧有普遍规则体系崩塌、新旧秩序交替出现真空。地缘冲突、科技脱钩、监管分化、价值—安全—经济深度绑定，使规则可信度成为文明分层的新刻度。

　　值得留意的细节是，《年鉴》提出“纸上法治”与“现实法治”的鸿沟：不少经济体拥有完备的商事、产权与监管法律，却面临选择性执法、行政裁量过大、司法低效等顽疾。区分经济体竞争力的核心，不再是有无法律，而是法律能否公平稳定落地。法治衰退的代价被碎片化环境放大：企业规划周期缩短、跨国投资趋于避险、长期创新投入持续萎缩。

　　榜单本身也在说话。新加坡、瑞士、丹麦等小型开放经济体长期位居前列，靠的不是人口与疆域，而是制度吸引力与规则一致性；中国大陆在《年鉴》中升至第12位，较上年跃升4位，依托完整产业链与商业效率改善持续爬坡，印证超大规模经济体只要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法治可信度建设，同样能够实现进阶；而部分资源型或转型中经济体，即便短期增速亮眼，却因政策摇摆、腐败与规则不确定，陷入资本外流与产业低端锁定的循环。

　　碎片化时代，制度短板不再只是国内治理问题，它直接决定文明能否跨越发展层级门槛。

　　法治的五重“经济—文明”功能。《年鉴》系统阐释了法治的五重“经济—文明”功能，若换用文明史语言翻译，便是法治是拉长发展周期、激活创新、降低内耗、削减交易成本、构筑抗冲击韧性的隐形基建。

　　可预期的规则消除政令突变风险，利于长时段的基础研发；产权与知识产权的稳定保护，让文明从加工代工走向高端制造；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，则把社会资源从寻租博弈导向生产与教育。而在全球震荡中，成熟法治又是文明的“减震器”——当通胀、供应链断裂来临时，规则完善的体系能以稳定财税与劳动制度实现平稳调整，而非靠临时管控透支长期信任。

　　这里形成两组循环：法治完善的文明，走的是“资本流入—人才集聚—创新驱动—韧性提升”的正向螺旋；法治缺失的文明，则陷入“资本外流—人才流失—产业低端化—危机放大”的负向螺旋。体量不再是文明上限，制度可信度才是。

　　规则文明不是单一模板。《年鉴》覆盖70个经济体，榜单分化本身反驳了“唯有某种固定制度模板才能跃迁”的线性叙事。崇尚海洋商业文明叙事的新加坡、荷兰等，以“极简规则+高度开放”交换全球资源；奉行欧洲大陆均衡文明的瑞士、丹麦、瑞典等，以“高福利+制衡法治”平衡产业、民生与环保；秉持东亚复合型文明的中国、韩国等，逐步完善商事、知识产权与涉外法治，探索有为治理与渐进法治的并行；而属于资源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，若长期忽视规则短板，终究会在红利耗尽后陷入停滞。

　　多元路径的存在，恰恰说明法治是文明跃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。不同文明可依托自身历史与文化设计适配的规则体系，但无论何种模式，缺乏稳定、公平、可执行的法治，都难以突破发展天花板。

　　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，《年鉴》出版的价值在于，它撕开了当代竞争的表皮：物质红利终将耗尽，技术扩散不可阻挡，唯有稳定可信的规则体系，能在地缘撕裂中长期吸附资本、留住人才、孕育创新。对于我国而言，完整产业链与超大规模市场是物质优势，而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、提升治理可信度，则是把规模红利转化为文明长期竞争力的关键一跃。

　　读一本年鉴，看到的不仅是经济体排名的起落，更是一个时代在规则与文明之间的艰难抉择。

　　（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；浙江省人大环资委二级调研员）